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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为我国政权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宪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挪作他用。我国目前归集体所有的林地资源，主要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在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上种植或者对其进行了管护并付出劳动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凡集体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归该集体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林权流转方式激活林农的发展活力，从根本上调动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2）建立健全林农（农户）林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因此，下一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法律意义在于，切实落实集体林成员总有和林地承包经营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变革与创新落实林地承包经营用益物权相结合，真正建立起低交易成本的林权流转制度。

尚未造成林木毁坏或者被开垦的林地没有林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可处每平方米10元以下的罚款。（3）加大对山区和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巴维特提醒读者注意布朗案确立的权利及其救济方式的性质。

这明显是为了限制政府，因为授予政府的权力是明确列举的，而公民权利是不可列举的。宪法对个人的保护并非无微不至，民事侵权法对个人的保护也许更好。这些都与限制政府权力有关，而且麦迪逊的想法是把修正案加到宪法正文当中与结构性条款融为一体。作者的观点可谓大胆，他是在挑战习以为常的看法，毕竟，宪法保护个人权利的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

第三修正案的目的是不要让这种情形重演。歧视导致分裂，而分裂的社会是脆弱的，分裂还会使权力向政府集中，因为那些从歧视中受益的群体会原谅政府滥用权力。

宪法权利塑造的是积极的公民和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注重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品质，这种公共性有助于中和那种把权利诉求自利化、极端化的倾向。第三，议员薪水不得在其任期内增加。对言论进行事后追究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这样的公民才能使民主过程充满活力。

由此才能理解，宪法言论自由为什么不只是个人自由而且也是公民责任。平等保护条款显示的是结构性问题，其救济方式也将是政治性而非司法性的。既然宪法权利是结构性的，那么我们在理解公民宪法权利的时候，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完善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运行，以及作为其最终动力的民主机制问题。最后，第十修正案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均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之，可以看出，只有人民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才能行使未列举的权力。

在这方面，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要说的是，如果宪法以保障个人为首要目的，对于国家权力则可扩张与限制并举，全看其满足个人需要的程度，这样宪法权利就可以延伸到积极权利方面。

最高法院从未支持那种来自个人的积极权利要求。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看起来专注于保护个人，实则不然。

另一重要的权利来源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阿塔什·巴维特（Ashutosh Bhagwat）在《权利的神话：宪法权利的目的与限制》中却说：不对。其实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詹姆斯·威尔逊说出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权利法案只有用来防备国王那样不受限制的权威才属必要，新政府是有限政府，无需权利法案。第三修正案禁止士兵在和平时期非经房主同意、在战争时期非经法律许可驻扎于民房。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受到了政治压制。从结构性观点来看，现代宪法争议的关键问题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说政府侵害了宪法权利，它们都不过是在问政府是否逾越了权力的边界，而不是在多大程度上没能满足个人的什么要求。

布朗案判决时，种族隔离是整个南方政治结构的内在部分，改变这一体制绝非一日之功，而且当时法院在这一问题上还未获得国会和总统的支持。这些都是集体的权力而非个人权利。

更典型的例子是大陪审团，它是人民的权利，陪审团限制了司法权，防止政府宽宥朋党、惩罚敌人。权利法案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创造了今天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个人权利。

与宪法关于各个机关的结构性条款不同，权利法案着重于禁止政府做什么，而不是要求其必须做什么。由于这些未列举权利属于人民固有，它们是集体性的。

这是出于保护个人利益吗？堕胎之受到承认，在于认定先前的堕胎限制法存在政治结构问题，即其特别地针对妇女，尤其是单身妇女或有色单身妇女。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推翻了这一原则。第二修正案是关于持枪、组织民兵的条款，目的首先是让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以集体力量防范政府依赖常备军实施暴政。第九修正案说，本宪法列举之诸项权利，不得解释为对人民固有之其他权利之拒绝或忽略。

正如阿玛尔教授所说的，人民最重要的权力是修改宪法、重构政府这样的权力。宪法权利的主旨是警惕国家权力的结构性缺陷，其功能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

以当时的观点看，言论自由主要是为防范政府的事前限制。内战后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之后，才将对联邦政府的这一限制延伸至各州。

结构性视角将个人权利的公共属性凸现出来，它并不鼓励以自私自利、缺乏公共关怀的所谓个人自由来挑战社区价值。再就是该条只禁止行政权力、军队进入民宅，但并不禁止国会立法授权的进入。

为什么特别说士兵呢？答案也要从历史中去找。第一修正案的措辞对限制政府干涉采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显然，结构性视角与积极的公民相连—参与的、负责的、精明的公民。什么叫无理由的呢？这就涉及对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动机的限制了。

选举权是另一个例子，在作者看来，选举的价值是集体性的，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提升个人自治，它的目的是人民的统治。到了后来小马丁·路德·金领导民权运动，以及公众意见、国会议员、行政部门立场发生变化后，才有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以及一九六五年的选举法，南方黑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状态方宣告结束。

我们并不拥有一部自由至上主义的宪法。本条从未通过并入用来限制州的权力，可见它是特别针对联邦政府的。

郡社会服务局进行了一些干预，但没能阻止拉迪的暴行，约书亚在遭到一次毒打后永久性耳聋。一九七三年的罗伊诉韦德案石破天惊，最高法院认可堕胎为妇女的权利，但法院很快又通过判例认定，政府没有义务为贫穷妇女的堕胎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