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⑦此后学界主要以类型化的理论视角针对不同类型的行政争议探索实质性解决的具体内涵。

据此，无论从事实可能性或规范期待性上，均有正当理由期待陆女士在寄送卷烟时会对行为是否合法产生怀疑，且在生疑后客观上也有机会去努力避免。反之，出现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具有合理根据时，如行为人因自身怠惰、疏忽而对刑法规定持不求甚解的态度，就仍然存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

(63)对于行为人是否努力去查明法律以避免错误，结合域外法例和刑法学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行为人在存有不法怀疑时已进行了官方咨询。行政处罚领域中的此类案件同样不少。这种观念再继续延伸就变成不知法本身都具有可谴责性，其体现的仍旧是威权国家主义的倨傲，导致的也只能是责任主义的虚无和个人的工具化。(11)劳东燕：《责任主义与违法性认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但在采纳刑罚的基本观念后，对此问题的具体理解又涉及体系定位、判定规则等诸多细节，这些又都需结合《行政处罚法》规范和行政处罚的特性予以讨论，即在惩罚的共性之下亦应关注行政处罚的特性。

但这种妥协又并非没有边界，如果个人陷入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或是根本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基于责任主义的要求，国家就应免除或减轻其责任。(49)Vgl.Eberhard Schmidhaeuser,Der Verbotsirrum und das Strafgesetz,JZ1979,S.367.(50)在近日再提故意论的学者论述中，基本都是对故意进行了区别于传统的重构。[36]2004年宪法修改时将其进一步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从而使得国家非公有制经济治理路径由规范型治理发展为促进型治理和规范型治理相结合。

[13]基于上述原因，五四宪法呈现事实确认和纲领指引相结合的特征，这对现行宪法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例如，宪法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综上所述，作为宪法实施方式的促进型立法，其立法效果和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宪法的总体实施情况，需要与宪法所确立的国策目标、治理工具以及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优化有效互动，坚持依宪立法，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实施。该条例意图响应国家生育政策，促进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建立女职工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对女职工产假期间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按照规定给予相应补贴，对招用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女性劳动者达到一定比例并实现稳定就业的用人单位给予政策支持。

[19]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35]当然，国家仅是尊重思想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公民基于宗教信仰产生的外在行为仍将予以规范和调整。

纲领主要是说将来，宪法却是说现在。五四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其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承继了《共同纲领》的纲领性。三、如何实施宪法：促进型立法的启动既然宪法国策条款+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组合经常催生新的促进型立法，那是否可以据此将总纲中（少数位于宪法序言部分）的国策条款和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加以匹配，从而确定国家的中长期立法规划呢？这种方法显然缺乏可行性，概因宪法仅建构框架秩序，不可能针对一切生活领域的未来生活事实预先提供全部解决方案。[26]由此可见，促进型立法实为政府经由立法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以解决市场失灵和缺陷问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促进型立法属于对市场失灵进行补正的新型立法。

由此展望后续立法趋势，应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促进型立法，把促进型理念嵌入各类部门法，并使其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35]江泽民：《加强新疆各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一是在立法领域方面，根据宪法规定的五大文明发展目标，现有的促进型立法主要围绕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而制定，后续应加强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的立法。另一方面，促进型立法使得国策所塑造的国家事业顺势转化为公民可期待、可诉求、受保障的主观权利。

[29]另一方面，促进型立法应遵循市场规律，保证市场主体的合理利益期待。比如宪法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公德，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等。

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在落实基本国策时，往往创立设范性立法或管理型立法，将落实基本国策纳入具体部门职责，赋予相关立法更高的执行力和强制力，设定更多的法律责任和监督条款。

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法律保障，也可以借助促进型立法提速增质，不断提升民主的增量。其他促进型立法大抵如是，例如《电影产业促进法》（国家文学艺术事业+公民文学艺术创作自由）、《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教育事业+公民受教育权）、《科学技术普及法》（国家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公民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公民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等。[4]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各章节在立法实施力度和方式方面存在差异。这类国策属于自现行宪法起草时即已明确，不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能够长期适用于各类法律关系的立国和治国之策。[9]五四宪法容纳大量纲领性条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受到《共同纲领》的直接影响。《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的相关做法，就得到颇多好评。

周恩来在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中强调，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推行已经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适用意味。

第五，从事后监督到事先引导。作者简介：王理万，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

宪法的纲领性条款为促进型立法的产生和勃兴提供了直接的宪法理据。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

例如，关于《清洁生产促进法》，立法机关就明确提出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尊重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因此，在立法思路上要注重对清洁生产行为的引导、鼓励和支持，而不宜对其生产、服务的过程进行过多的直接行政控制。即便是有国策支撑和权利诉求，也并非必定启动促进型立法，而是在市场机制、社会自治和行业自律趋于低效或无效后，才需要国家以立法方式予以调整和干预。[14]胡乔木：《对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说明》，载《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9-530页。规范意味着国家介入对特定领域的监管，并着力控制其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产生的负面作用。

其立法形式可以呈现为反……法，比如《反食品浪费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彼时宪法初稿起草小组成员胡乔木坚持宪法仅具有确认性功能，即斯大林对1936年苏联宪法所强调的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草案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

三是在立法动力方面，促进型立法要与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因此，五四宪法使用了大量渐进性的词汇，比如逐步扩大就业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修养的物质条件逐步扩大各类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

促进型立法对政府精准施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绝对意义上的放任。

在时间指向上，促进型立法主要不是指向过去或当前的问题，而是指向长时段的将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应允许合理回报，如果没有这一条，不但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而且现在已经办的、正在办的或者是办得比较好的民办教育可能维持不下去。而总纲的实施情况无法进行科学评估。由此，现行宪法（特别是宪法的总纲章节）形成了系统完整、功能丰富、层次鲜明的治理工具谱系（见下表1）。

这些物质性保障条款的实现程度并不取决于制宪机关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如此一来，企业雇佣女性劳动者的成本顾虑得到缓解。

第三，解决市场失灵和缺陷问题。概言之，宪法为促进型立法提供了充实的治理工具箱，促进型立法要打好组合拳，弹好协奏曲，配合使用好促进、放任、禁止和规范型治理工具，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多元共治的积极性。

在现行宪法起草过程中，对于草案规定的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各种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条款存在争论，有人认为这条规定难以做到。[20]参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秘书处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3-386页。